姜辙一直是这样以为着。
二十一岁那年的除夕，姜辙已经不愿再去回顾。
他所记得的只是那一大滩的血迹，从书房的门口到林家的大门口，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呢？林清怎么会流这么多的血呢？姜辙不明白，他一点也不明白。
在救护车上，林清吃力地拉着姜辙的手，喊着：“哥哥，哥哥。”只是发出的声音，微乎其微，只有望着他的眼睛里饱含着热泪，她叹息着，“原来你真的是我的哥哥。”
在母亲子宫里的十个月，只有我们彼此紧紧相依，蜷缩着，拥抱着。我们曾是彼此世界里的唯一，后来亲人让我们分离，再后来，生死让我们分离。
林清未来得及进医院，便死在了路上，死在里姜辙的眼前。
二十三岁那年的除夕，姜辙躺在东京的街头篮球场里过了一夜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只能在这儿看街头篮球少年打球。他支持的队伍输了要喝一瓶，赢了也要喝一瓶。长椅下酒瓶洒成了一排，他喝得腿脚发软，也走不动。他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半夜，梦里有林清，有那块野餐布，也有无聊的春晚。
二十六岁那年的除夕，姜辙戴上了无框的眼镜，梳着大背头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身上穿着考究的黑色羽绒服围着一条白灰色的针织围巾，人模狗样的在法学院里出入，是来自中国的“潘安少年”。
他手里拿着刚刚打印出来的论文，从一楼走上三楼的硕导教室，一路上有认识的学姐学妹和他打招呼。
“呐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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